近年来学者、专家早陨数见不鲜，学者乃是国家的动力，是民族的财富，这种现象的接连发生不得不使社会警惕。那出现早亡又是什么原因呢？
既然是高知那在社会上就有一定的影响力，尤其是在尊重知识的今天，高知又有着优越的社会生活条件，断不可能生活没有着落，就医有困难。但就是在这个人人都向往的群体中出现了早亡。
按照中医的说法只要阴阳平衡，脏腑气血协调，别说早死，就算想死也有点难。高知无寝食之忧，又没有意外灾难，且不乏治疗的资金，如此而亡实在有些让人迷糊，难道是先天就决定了短命？医学专家认为，英年早逝者有91％属后天自身因素造成。年轻人大多数凭借年轻不珍惜自己的身体，过劳死其实是因过劳而造成体内器官阴阳失调，最后造成器官衰竭而死。
那么正值壮年的高知们为什么又要忘我的工作呢？在TOM 新闻“中青年人拼命工作、不计健康是为了什么？”的网上调查中有28806 人参加  认为年轻时不赚钱更待何时占46%  认为养家糊口占44%，
很明显钱或者是为了生活是重要原因，上文不说高知不乏钱吗？是的，但高知们想一直留在高校或者研究所中并在这里评上职称，钱就自然是一个重量级原因（不缺钱不等于不要钱）。但是不少高校校方要求从讲师到教授，根据职称的不同，每年必须发表若干的学术著作，完不成者，职称，薪金上调等问题通统不于考虑，面对繁重的基础教学任务，高师们已经有些余力不足，那里有时间去搞那些不符合自身实际教学情况的指标性学术论文？但想要在学校里“混”下去，课是必须要教好的，学术的东西又万万不能乱来，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除了超负荷的“当牛作马”之外，教师们也别无它法？
　这正像云南省的一份“高校教师为何如此拼命，弃健康于不顾”调查所显示的，有31.5％的教师感到压力来自繁重的教学工作，有19.5％的教师觉得科研任务重，有26.5％的教师认为岗位责任重，有18.5％的教师是因为苦于评职称发表论文难。
这也正如华中科技大学教育与科学学院教授别敦荣所说的，高校应对“过劳死”负一定的责任；同时指出中国高校的人才评价机制也有待改善，目前发表特定数量的论文和研究出特定数量的成果，往往与教师的职称及基本待遇挂钩。高级职称与个人社会地位、经济收入、学术声望等息息相关，有些教师为评上教授拼命工作，优秀教师已经超出了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学培养功能。另外，高校对教学科研人员的学历要求越来越高，高校人事分配制度、教学的改革等都给教师带来了压力。
  的确如此，目前高校的实力要通过教授的价值来体现，教学水平、科研成果、对外交流等都需要优秀教师的贡献。但很多高师已经有繁重的教学工作了，还要逼着写大量论文，不是把人往绝路上逼吗？
不错，社会机制是肯定有问题的，但有问题也还不至于会把聪明的学者累死吧？！　武汉大学医院保健科教授郭晋武认为，很多高校教师不懂得合理安排工作节奏，经常废寝忘食，导致生活无规律，易患心血管疾病和消化系统疾病，他们的自我保健意识还不强，只有少数教师稍有不适就去看医生，有1/3的教师因工作忙、时间紧而忽略定期体检，而平时进行体育锻炼的更是屈指可数。
所以我认为高知自己应对早亡(或者叫“劳累死”)负一定的责任。而要高知负责绝不仅是因为他不好好锻炼身体。因为职称评审制度必然有其缺点，但教师自身存在的功利化无疑也要承担相当大的责任。
近些年来我国的告知队伍迅速膨胀，博士队伍仅次于美国，这应该是件好事，但硕士升博士的比例是10：4.1远大于美国的10：1，这样就使得博士队伍参差不齐，也使得就业条件恶化。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高校出现了博士过剩，能力不足的拼命搞研究，有能力的也压力内生。制假造假也就应运而生了，黄禹锡应该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另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聂玉昕在今年的政协小组讨论会上透露，根据最近的调查，科研论文作假、署名混乱等现象普遍存在。 从他和相关部门发的500多张调查问卷——60份发到科技期刊编辑部给主编或相关负责人，其余给博士学位以上和资深的科技专家——反馈的情况看，几乎所有编辑部都发现过抄袭、剽窃、造假，一稿多投、一稿多发和署名不当现象普遍存在。这不得不让人揪心。
身为学者专家，是国家的宝贝，是真理的象征怎么能如此治学呢！不过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今的高知不论从学术还是从道德上看都是良莠不齐，所以高知们在治学的同时还必须得提高自己道德修养，使
整个学术界有一股良好的风气，大家在才能真正静下心来搞研究，至少不会恶性竞争使人那么累，而闹出人命。前一段时间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司履生公开质疑中科院院士、四川大学副校长魏于全“论文造假”，就很值得提倡。
说了这么多，还是得承认大环境的不理想是重要原因。  上世纪80年代，蒋筑英、罗健夫等才俊的英年早逝，让举国上下扼腕叹息，也在社会上引发了一轮对“过劳死”的大讨论。随即，政府相继出台一系列改善中青年知识分子生活条件的政策：带薪休假、给知识分子做健康体检等。使得“过劳死”隐身了十余年。
这就是社会的力量，但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社会也使得高知必须无休止的拼命——为了维持高知的身份，就算不拼命也会经常使人抑郁。
现在是我中华发展之时，也是矛盾凸显之际，声音各异乃是正常，但有些声音未必就为人所愿接受。前段时间葛剑雄教授规划的济宁中华文化城，还未出炉就位时人所攻击；朱学勤先生一句“天谴”被国人骂得狗血喷头。学者当然该对自己的言论负责，但社会的巨大而过激反响无疑会给学者心理阴影，心理失衡，脏腑气血就很难协调，身体也就很难保证了。
我想对于高知而言，自己满腹经纶为国家所重用应是其所愿，但似太白如河东者定不是少数，才不见用，用而被黜，心中抑郁，可得长寿吗？得志之徒就可欢颜余生吗？我想试问一下，一个核专家想到外国工作，做他国公民，他能做到吗？一位作家想写一部反思文革的作品，他敢直笔吗？（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替高行健叫屈，好不容易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大陆却不承认他，如果他是大陆人他会是什么感觉）
做为西藏问题专家他敢理直气壮的向国人说达赖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吗？搞研究的，不能痛痛快快的去实践，真相不能大声的说来岂不抑郁？不时加上文人相轻，彼此攻讦，戾气内生，阴阳失调，想长寿可得乎？
成为高知是求学者的梦想，但高知是难做的，而要做好高知则又是难上加难！高知是真理的代表，要代表真理就得时时与真理同步，而与真理的同步必须严谨治学，努力工作，而工作的努力又面临着外界不合理的制约和同行乃至自己与自己的竞争。高知们你辛苦了，但不要忘了你们是国家的财富，你们得保重，英国科学家贝弗里奇说：“疲劳过度的人是在追逐死亡。”